中行“原油宝”事件与青山控股的“伦镍事件”的接连发生，表明中国企业、投资者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拉塞尔·贝蒂

文 |《财经》记者 赵莎莎 郭楠 实习生 韦叶

编辑 | 陆玲

回顾过去的三年，疫情冲击着全球供应链，各个国家走上不一样的复苏之路，一切都在金融市场留下了印记，特别是在地缘冲突的影响下，大宗商品上演了“超级周期”行情。

“新冠疫情暴发后，亚洲客户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各个期货市场中来，因为这样既实现风险管理，又可以进行价格发现。”芝商所（CME Group）的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主管拉塞尔·贝蒂（Russell Beattie）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

在拉塞尔看来，2023年通胀高企、货币收紧和经济衰退风险依然存在，但亚洲新兴经济体是少数存在机会的地区之一。虽然亚洲投资者在市场中表现得越来越老练，但他还是提醒市场参与者密切关注冲突、供应链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对其区域产生的长期连锁反应。

拉塞尔拥有30年期货行业从业经验，曾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工作过，目前领导芝商所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扩展计划，紧密跟踪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过去五年，中国期货市场增长非常强劲。可以说，期货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重要意义。”拉塞尔对《财经》记者表示。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期货市场运行平稳，成交量较上年有所回落，但整体延续着了自2020年以来的较大规模体量，其中商品期货与期权品种成交量占全球总量72.3%。在全球交易所成交量排名中，国内有四家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名位于前25位。

市场的发展离不开监管的完善。2022年8月1日，历时30年，《期货和衍生品法》（下称《期货法》）在中国正式实施。拉塞尔表示：“作为首部在中国范围内规范期货行业的法律，《期货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在加强市场基础设施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外，该法律的推出还有助于更多境外机构深入参与到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之中，在逐步消除市场壁垒的同时，带来更多合作的机遇。”

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是把“双刃剑”。对于实体企业，它既拥有风险管控、价格发现的正面功用，也会让苦心经营的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厮杀中一夜倾家荡产。中行“原油宝”事件与青山控股的“伦镍事件”的接连发生，表明中国企业、投资者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计划和中国的相关机构合作推出更多的投资者教育项目，同时我们还有专门的投资者教育团队，去帮助来自中国的参与者和国际资本市场更紧密地接轨。”拉塞尔在专访中表示。

以下为采访对话原文：

亚洲新兴市场的机会与挑战

《财经》：过去三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期货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您观察到亚洲期货市场有哪些亮点？

拉塞尔：亚洲新兴市场正在崛起。芝商所的期货全球交易量中有30%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而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来自亚洲。我们预期未来五年到十年，亚洲市场还会有指数级的增长空间。不仅仅在期货方面，亚洲市场在期权交易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般地，随着市场成熟度的提升，交易商对交易专业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会转而使用期权交易。所以，我们观察到中国市场，以及整个亚太地区，都在期权交易方面出现快速增长。

2022年，不同行业对货币政策、衰退风险信号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作出反应。芝商所全球期权交易量保持增长态势，同比增长23%。例如，我们股指期权的日均交易量增长61%，金属期权的日均交易量增长约19%。

另外，亚洲地区也越来越多地希望参与全球市场交易。不过，在亚洲，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过去20年来，包括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的表现一直优于其他新兴市场。

虽然亚洲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三年中也遭受到来自疫情肆虐、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断和国际金融市场多重震荡带来的冲击，但如今它们已经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强劲的复苏。

《财经》：向好的同时，您看到亚洲新兴市场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拉塞尔：尽管前景比较乐观，但亚洲新兴市场也并非全然没有风险，而且它们也无法避免外部因素的影响。

亚洲新兴市场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其出口市场的需求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供应链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仍有待消化，影响其国家将其商品运往市场。亚洲新兴经济体还必须应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果乌克兰冲突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后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影响国内消费，就有可能导致通胀加剧。

亚洲新兴市场也无法避免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带来的影响。由于美联储为遏制高通胀实施大幅加息，亚洲新兴市场的货币对美元普遍走弱。虽然货币贬值可能降低出口成本，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的通胀，抑制消费者需求，而消费者需求是亚洲新兴市场主要的增长动力之一。同时，货币贬值也会推高偿还外币债务的成本，对经济复苏造成进一步的阻碍。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货币贬值也会使投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外汇风险提高。

《财经》：当前全球通胀高企、美欧经济衰退风险加剧，您有哪些投资建议？

拉塞尔：期货和期权工具可以有效对冲货币价格波动带来的资产减值风险。芝商所提供了一系列涵盖亚洲新兴市场货币的外汇产品，包括人民币和印度卢比。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芝商所的股指期货合约投资亚洲新兴市场的企业，例如E-迷你富时新兴市场指数期货和E-迷你富时中国50指数期货，它们可以提供杠杆作用，有助降低成本并让投资者可以开展全天候交易。

通胀高企、欧美市场货币政策收紧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对较为发达的国家造成威胁，亚洲新兴经济体仍然是少数存在机会的地区之一。但其经济体同样存在风险，市场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战争、供应链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对其区域产生的长期连锁反应。

越是动荡，风控的需求越旺

《财经》：在您看来，亚洲的衍生品市场投资者有什么特点？

拉塞尔：新冠疫情暴发后，亚洲客户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各个期货市场中来，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市场可以帮助他们实现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

我们的数据也显示，终端用户正在积极寻找自己国家司法权之外的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目的就是实现价格发现，因为有的产品在国内交易所是没有的。

另外，亚洲投资者在市场中表现得越来越老练。虽然亚太地区的持仓量（即尚未结算的未平仓合约的数量）依旧落后于北美、欧洲和拉丁美洲，但是亚洲市场的规模正在扩大。例如，2022年，芝商所美国以外地区日均交易量达创纪录的630万份合约，较2021年增长15%。亚太地区2022年全年的日均交易量同样创下历史新高，达170万份合约，同比增长27%，主要推动因素来自亚太地区股指和外汇产品，分别增长48%和31%。

《财经》：您能否分享几个典型的案例，帮助大家了解企业是如何通过衍生品工具的运用，高效对冲或管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

拉塞尔：比如说一家来自中国的原材料进口商，当然，它可能是做出口业务的。它可以通过期货合约进行价格发现，也可以利用期货和期权对未来原材料的价格进行提前锁定。

再比如，一家中国机构，它对于某种外国货币存在风险敞口，这一外币比如说为英镑，它就可以使用远期期货合约进行建仓，提前锁定汇率，在将来约定的时间以目前锁定的汇率结算，从而规避因汇率变动导致的资产缩水风险。

当然，这两个机构也可以利用期权市场进行风险管理。比如如果担心未来价格上升，它可以购买看涨期权；如果担心价格下降，可以买入看跌期权。

《财经》：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共识。围绕绿色经济，芝商所有哪些产品推出？当前这些产品的整体发展情况如何？

拉塞尔：作为交易所运营商，我们需要倾听客户的需求，了解他们面临哪些风险，以及我们如何才能通过提供产品、服务和其他解决方案，帮助他们管理好风险。

像碳抵消和碳排放抵消的倡议，其实和其他相应工具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其他的工具比如像发展生物燃料，以及碳封存等。随着电动汽车越来越普及，金属钴和锂等关键电池金属的需求增长非常快。因此，我们也推出了钴和锂期货。

我们看到整个亚太地区ESG相关产品出现了缓慢上升的趋势。不过，现在还处于较早期的阶段，各个国家的相关机构还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我认为在未来三年到五年里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深耕中国市场，强调投资者教育

《财经》：可否简要介绍芝商所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和产品交易情况？

拉塞尔：芝商所在中国国内主要在指数开发和产品授权领域和中国机构进行合作。例如，我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出了新的黄金期货合约，将全球市场参与者与中国黄金市场联通。

中国投资者在离岸市场上进行的风险对冲的产品中，在股指产品方面交易量最大的包括E-迷你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微型E-迷你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和E-迷你标普500指数期货。利率产品方面，两年、五年和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期货和欧元期货一如既往地受到青睐。金属产品是和经济基本面直接挂钩的，最受欢迎的是黄金、铜和白银期货。农产品方面也是与中国的实际需求挂钩，这一块主要是大豆、玉米和豆油期货最受欢迎。

《财经》：去年伦敦金属交易所出现了镍危机，我们想知道芝商所是否推出了一些创新产品，进展如何？

拉塞尔：我们肯定会紧密关注市场风险，并针对我们的交易所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近年来，芝商所的金属产品交易经历快速增长，一些新的重点增长领域包括铝、铜、白银。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和客户进行密切沟通，了解他们对新产品的需求，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就会在市场上推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

《财经》：2020年初的“原油宝”事件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投资者教育，您如何看待“原油宝”事件？

拉塞尔：我们没有办法对“原油宝”产品进行评论。2020年4月，芝商所的交易是按设计而运作的。我想要说明的是，2020年4月初在提前通知了我们的监管机构、清算所和交易所之后，芝商所在4月20日允许WTI原油期货负价格交易，这可以让客户能够在剧烈价格波动中管理风险，同时确保期货和现金价格的趋同性。

当时的期货价格反映的是当时实物原油市场的基本面，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影响，导致原油需求下降、全球供应过剩和美国储油设备接近饱和。

为此，我们计划和中国的相关机构合作推出更多的投资者教育项目，主要针对市场和合约产品等。我们还有专门的投资者教育团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帮助中国准备和国际资本市场更紧密地接轨。

《财经》：如何看待中国期货市场的近年来的高速发展？

拉塞尔：过去五年，中国期货市场增长非常强劲。可以说，期货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中国的国内市场交易规模非常大，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农产品、有色金属和煤炭产品期货市场。过去三年，中国国内交易所的交易量也有了长足的上升。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数据，2021年交易量创出历史新高，年内交易量逾75亿份合约，价值人民币581.2万亿元。在美国期货业协会全球衍生品交易所排名中，中国大陆有四家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名在前25位。

中国离岸市场的交易在过去几年中也有了缓慢提升。去年随着中国走出疫情阴霾，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业务量实现了6%的增长。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或者个人在使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

我们预计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放，这一离岸交易占比提升的趋势在未来五年还会继续上升。这也是近日我来访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计划与18个AA评级的顶级期货经纪商以及中国期货业协会进行会谈，主要想了解市场的业务需求和目标，以及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可能进行的战略合作。

中国可投资产品的选项也在不断增多。今年早些时候，芝商所新推出了两种中国港口铁矿石期货合约，这是首批与中国港口价格挂钩的国际交易衍生品。另外，为满足对特定海上航线货运能力的对冲需求，芝商所还推出了集装箱运费期货，自今年2月以来，针对往返中国的六条航线提供了已清算的集装箱期货合约。

《财经》：中国期货市场的监管体系正逐步完善，您对未来政策有哪些期待？

拉塞尔：监管方面的发展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

去年8月1日生效的《期货法》是自30年前出现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以来，首部在中国范围内规范该行业的法律，标志着中国在加强市场基础设施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法律也有望提升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参与度。

中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国内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进行更加国际化的转型，这也是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

刚刚出台的《期货法》在行业中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我们非常赞赏中国的监管方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我们现在期待配套规则的推出，尤其关注中国市场的国际化以及相应的政策框架。我此行来中国也是希望能够去更多地了解这些发展制定中的政策，并且通过与期货业协会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合作，探索如何提供帮助，并通过适当的渠道传递反馈。